老人采药发现古墓 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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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村民称他为“古墓老人”

  法制晚报——(陈隽情)昨天,被称为“晒家底”的“石渠宝笈特展”在北京故宫开幕。诸多国宝级展品揭开神秘面纱,此次展出的书画文物规格之高、一级品之多,在故宫博物院乃至中国博物馆界都极为难得,如东晋顾恺之的《列女图》(宋摹本)、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东晋王s愕摹恫短贰⒈彼握旁穸说摹肚迕魃虾油肌返冉栽诹小9赜诿骰蛐砟阋延兴私猓枪赜凇笆拧钡恼庑┦露タ凑估乐澳阌斜匾馈?/p>

  《石渠宝笈》

  下雪后水管冻住,又不敢下山挑水,年过八旬的“古墓老人”遇困。1月30日,湖北武汉市新洲区道观派出所民警得知此事,扛了两大桶纯净水和2壶油、20斤米进山。

  今年81岁的陶少堂老人是新洲道观河油麻岭村人,自幼父母双亡。51岁那年,他到大厚洼山采药时,无意中发现了几处墓穴,便就着墓穴搭起棚子遮风挡雨,后来逐渐扩建,成为约10平方米的“家”。老人在此种果树、养蜜蜂,还养鱼、鸡、兔、羊,当地村民称他为“古墓老人”。

  几天前,老人自建的自来水管结冰冻住,他每天下山挑水。近日一场大雪,山路湿滑泥泞,老人不敢下山挑水。前日上午,道观派出所所长张明德走访得知此事,买了2大桶纯净水、2壶食用油、20斤米,和几名民警一起扛进山里,送到陶少堂老人“家”中。

  皇帝墨迹必收其中

  乾隆皇帝喜欢标榜自己爱文化、爱收藏、对古代文化敬仰可是出了名。一部《石渠宝笈》便是明证。“石渠”一名,典出《汉书》。西汉皇家藏书之处称“石渠阁”,在长安未央宫殿北。乾隆皇帝便以“石渠”为内府书画著录命名。

  公元1744年,岁在甲子,二月初十,极为平常的一天,据《清高录·高宗纯皇帝》卷记载来看,乾隆皇帝与往常一样先去皇太后处问安,回宫后开始处理日常政务。但在中国书画收藏历史上,这一天却并不平凡,因为就在此日,乾隆朝对宫廷书画收藏的大规模整理拉开了大幕,这一切始于一道上谕:

  三朝御笔,藏之金匮者,q煌典重,实为超越前古。……又内府所储历代书画积至万有余种,籍轴既繁,不无真赝。顷释道两典,已编为秘殿珠林一集。此处并宜详加别白,遴其佳者荟萃成编。……

  早在乾隆八年,他就决定,要将内府收藏的书画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理。首先将有关佛教和道教的作品,编撰成目录《秘殿珠林》。第二年,包含全部书画藏品的《石渠宝笈》开始编撰。初编成书于乾隆十年(1745年),《续编》成书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三编》是在《二编》的基础上继续编辑、整理,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完成。《石渠宝笈》收录藏品计有数万件之多。对于后世研究中国古代书画具有重要价值。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整理工作,它将为存在了两千年的中国宫廷书法绘画收藏画上一个句号。

  编入《石渠宝笈》的书画作品主要分为四部分:首先是所谓“三朝御笔”,即顺治、康熙、雍正所遗留的墨迹,其次是皇宫内府所收藏的历代书画,三是乾隆自己从少年时开始创作的书画作品,最后则是臣工多“经进书画”。

  进行这样一个浩大的工程到底是何用意呢?上谕的最后几句是“朕于清闲之余,偶一批阅,悦研虑,左图右史,古人岂远哉?”可见,其真正用意说穿了就是为了皇帝本人欣赏,而皇帝这种对书画的欣赏又不同于一般人,所以才有最后两句远比古人的理由。其实皇室组织人力编纂书画巨制早已有之,最典型的就是北宋徽宗在位时所下令编制的《宣和书谱》、《宣和画谱》。

  史上最大牌“主编”兼“校对”——乾隆、嘉庆

  在目前留存的《石渠宝笈》初、续编和三编中,仅仅留下了参与编写、校对的臣工的姓名。那么,乾隆皇帝有没有参与著录的编写呢?

  在北京故宫现存的《石渠宝笈》初编编写时残存的数十册底本中有下面几则资料:

  “二月廿三日,上发养心殿国朝人书画四卷,先行办理,将来办养心殿书画时归入上等。”

  “乾隆九年十一月十三日谨奏,臣等办理《石渠宝笈》,所有乾清宫、重华宫、养心殿三处书画俱以誊写草本进呈御览。其御书房书画草本亦已办完,俟清时再行进程。”

  由此可以看出,《石渠宝笈》一书收录哪些书画、编入哪个宫殿,定为上等或次等,最后的审阅、定稿,皆需秉承皇帝旨意。

  在乾隆皇帝诗文集中有一首《养心殿晚坐》谈到了《石渠宝笈》续编的编写:“宫殿节临热,今朝了不炎。岂非当夏令,幸以泽优沾。有暇较书画……”。在此首诗中,皇帝说的很轻松,“偶为评鉴,几暇怡情”,《石渠宝笈》续编的编写主要就是词臣的事情,皇帝并没有参与。

  然而,《石渠宝笈》续编中一则题记的出现,却说明了事实并非如此。

  据《明初人书画合璧册》的后幅题跋记载,当时参与《石渠宝笈》续编的一个词臣谈到“每卷呈请(皇帝)指示”,皇帝发现了此册中画法与诗题跋与册页中原来署款(五代)赵iκ贝环妨畲食伎贾ぃ食季桓鲈碌难芯浚沼谥な盗嘶实鄣呐卸稀4诱舛翁獍侠纯矗』实墼谛啾嗍槭保悦烤矶家笤模一共皇本勒渲械拇砦蟆?/p>

  看来,乾隆皇帝在《石渠宝笈》初编、续编编写时,均以天子之威亲自审定书画著录的每一册(卷),承担了“主编”的职责。

  乾隆皇帝是众所周知的“书画痴”,那么,嘉庆皇帝是否参与了《石渠宝笈》三编的工作呢?

  据《清实录》载,在《石渠宝笈》三编装潢成书后,嘉庆皇帝对此书逐册进行了详细审阅,发现了错误多处,并不时对书中的错误进行纠正。嘉庆在阅至第二十函第一册时,发现“恭载高宗纯皇帝”庙号中的“帝”字脱落,把皇帝庙号写错当然非寻常错误可比,“不可不加以惩处。……无庸交部议处,著即革职回籍”。可见嘉庆帝实际上也干了总校对、审核等类似“主编”的工作。

  进献康熙帝 竟也有假画

  最初的清宫书画藏品大多来自明代宫廷收藏。顺治帝时,对宫廷藏品尚未重视,从史料记载可知顺治帝曾将大内藏品赐予臣下以示恩宠。到康熙帝,情形开始发生变化。康熙帝终身勤学,对书法尤其喜爱,臣下纷纷向大内进献古人书画,博取欢心。但也不乏鱼目混珠,真假难辨。明代著名书法家董其昌(卒后谥“文敏”) 的书法作品成为赝品的“高发区”:“时下极重董文敏书,究竟购入内府者,皆阊门专诸巷陈纯仲书,非文敏也。曾见闽中督抚门报,大书‘假写董字陈某进见’,不觉为之喷饭。”

  更有像高士奇这样明目张胆进献假画的胆大妄为之徒。其所著《江村书画目》,书中不但记录所购书画价格,且将其分为九类:“曰进,曰送,曰无跋藏玩,曰无跋收藏,曰永存秘玩,曰自题上等,曰自题中等,曰自怡,而董文敏真迹别为类附焉”,前两类都注明赝品,价格低廉,所谓“进”即进献康熙者。

  除此之外,清宫藏品的相当部分来自清初本朝的私人收藏,最明显的标记即藏家所钤私人印章。

  私人藏品一旦进宫就不可避免地被盖上官方标志。乾隆有一特大爱好就是喜欢在古代名家名作上题写跋文,有些作品一跋再跋甚至多跋,同时还把他那1800多枚图章投在了那些作品仅有的空白处。书画艺术最讲空间上的虚实变化,追求疏可跑马密不透风的作品意境,可乾隆却把“跑马地”题满了长跋钤满了图章,这不能不说是对作品艺术性的“破坏”。清代内府藏品多钤有皇家收藏印,一般说,入选《石渠宝笈》或《秘殿珠林》的上等书画钤六玺,即“乾隆御览之宝”(椭圆形)、“乾隆鉴赏”(圆形)、“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石渠宝笈”以及收藏殿所。次等书画钤三玺,即“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及收藏殿所。

  乾隆打眼 真迹有了“跑马地”

  现在,研究内府印的钤盖方式,已经是鉴定宫廷书画的重要手段。然而无论书画上有多少跋、钤加多少印章,只是鉴别清宫藏画的一方面证据,并不能代替书画本身的鉴定,因为即使清宫藏书画,也有赝品,而有些赝品正是乾隆亲自收藏的,比如他对黄公望真迹《富春山居图》的鉴定就是一个乌龙,实则也是一个万幸的际遇,“不太识货”的乾隆把一幅明末临摹的《子明卷》定为真品,真品自然受到冤枉,仅被视做有价值的赝品花费2000金购入留在宫中以示警戒,“概以二千金留之,余因之有深警也”。《子明卷》被他题了50多处跋文,留白处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黑字,逼仄得让人呼吸紧张。黄公望的真迹则“乐得清静”,再次躲过一劫!

  据了解,张明德是道观派出所第10任所长。由于“古墓老人”情况特殊,之前的9任所长都与陶少堂老人相熟,20多年照顾从没间断。 据《楚天都市报》

  此次在武英殿东配殿还展出不少古代的书画高仿品,这些作品都成功骗过了乾隆,被收入《石渠宝笈》,其中明代书法家王宠的两册仿作就曾是乾隆最爱。不过来看石渠宝笈特展的观众,可以在旁边展柜就看到王宠的真迹。“火眼金睛”的读者可以去一探究竟了!

  文/陈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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