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写完人生这部大书 打赢经济“淮海战役”(图)

四海资讯 编辑:http://www.geili8.net 时间:17/08/15阅读:

  5月25日晚,清华大学百名学生在图书馆老馆前敬献鲜花、深深鞠躬,悼念杨绛。本报通讯员 苑洁摄

  ■本报记者 沈轶伦

  20世纪80年代杨绛和丈夫钱钟书在北京南沙沟家中阳台合影。新华社发

  “我已经走到人生的边缘上,再往前去,就是‘走了’‘去了’‘不在了’‘没有了’。中外一例,都用这种种词儿软化那个不受欢迎而无可避免的‘死’字。”96岁高龄时,杨绛清醒而冷静地写下这些思考,她把人必然的归宿称为“回家”。

  如今,这位与辛亥革命同年,走过105载风雨的老人,终于写完人生这部大书,留下她的文字,她的思考,她的风骨与情怀,任后人沉思与缅怀。

  作品跨度长达80年

  2014年,9卷本《杨绛全集》出版,卷首的“出版说明”中,编者写道:“这些跨度长达80年的作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时代的演进轨迹,也展示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的确,作为当代著名作家、学者、外国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杨绛创作的散文、小说、戏剧、文论和翻译的作品在读者中影响广泛。

  抗战期间,生活在上海沦陷区的杨绛就写下喜剧《称心如意》《弄真成假》。她曾谈到写作缘起:“如果说,沦陷在日寇铁蹄下的老百姓,不妥协、不屈服就算反抗,不愁苦、不丧气就算顽强,那么,这两个喜剧里的几声笑,也算表示我们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始终没丧失信心,在艰苦的生活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

  杨绛一生笔耕不辍,在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陆建德眼中,在漫长的20世纪,杨绛与钱钟书一起在维护着汉语的“圣所”。他们心态非常开放,有跨文化交流的广阔视野;同时,他们对汉字有无穷尽的追求。杨绛的文字是朴实的,叙述从不夸张、渲染,可文字表现力是如此之强。看杨绛手稿,从她涂掉的手迹,能看到她总在追求文字的准确、洗练,精益求精,她在用写作守护中国文化。今天讲“工匠精神”,讲强烈的社会文化责任感,正是如此。

  “一生是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

  1932年,杨绛与钱钟书相识。多年后她这样写道:“我与钱钟书是志同道合的夫妻。我们当初正是因为两人都酷爱文学,痴迷读书而互相吸引走到一起的。”一见钟情,姻缘前定。从此两人不离不弃,相濡以沫,走过半个多世纪,他们的爱情与婚姻,成为世人眼中的传奇。

  在她的眼中、笔下,钱钟书“非常孩子气,就像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她在散文中,写了许多与钱钟书互敬互爱的趣事,正是从这些文字中,读者窥见了这一对大知识分子自甘淡泊甚至苦中作乐的日常生活。她说自己:“每项工作都是暂时的,只有一件事终身不改,我一生是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她这样描述眼中的丈夫:“我爱丈夫,胜过自己。我了解钱钟书的价值,我愿为他研究著述志业的成功,为充分发挥他的潜力、创造力而牺牲自己。这种爱不是盲目的,是理解,理解愈深,感情愈好。”

  在《我们仨》中,杨绛写道:“人世间不会有小说或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从此,他们永远快快活活地过日子。’”1997年春,女儿钱瑗去世。1998年岁末,钱钟书去世,唯余杨绛孤身一人。她将3人的点点滴滴,写成长篇散文《我们仨》。“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这部作品深深地打动了读者,至今畅销不衰。

  万人如海一身藏

  晚年的杨绛闭门谢客,不问世事,在斗室中写作。“万人如海一身藏”,如她在《隐身衣》中向往的,“消失于众人之中,如水珠包孕于海水之内,如细小的野花隐藏在草丛里,不求‘勿忘我’,不求‘赛牡丹’,安闲舒适,得其所哉。”但身在陋室,她仍心怀天下。她的大部分作品是在70岁以后创作的,所谓“庾信文章老更成”。她的写作,她设立“好读书”奖学金,都表明,她在以一种特殊的姿态,关注着时代,思考着人生。

  钱钟书去世后,杨绛以她和钱钟书的名义在母校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捐出两人的部分稿费,以鼓励家庭经济困难的优秀大学生努力学习,成才报国。记者从人民文学出版社了解到,该社出版的钱钟书的《围城》、杨绛的《洗澡》《洗澡之后》以及文集的稿费近年都是直接汇入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总额已近两千万元。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也谈道:“我们曾影印出版了一套《复堂师友手札菁华》,是杨绛家珍藏的一批晚清文人的信札。这批东西很珍贵,她捐给了国家历史博物馆。我们听说后就跟她商量是否能出版,我们说,文物归国家,文化归大众,杨绛支持我们的观点。她没有跟我们要一分钱的底稿费,只提了两点要求:第一把书做好,第二定价不要太高,让普通读者能够买得起,读得到。”(本报北京5月25日电 本报记者 付小悦 饶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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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绛与光明日报

  光明日报一直关注钱钟书、杨绛的创作,黎丁、乔福山、史美圣等多位编辑都曾与他们交往,得以沐浴二位前辈的儒雅之风、仁爱之意。光明日报记者单三娅还记得,20世纪80年代中期,她第一次去钱钟书和杨绛位于北京南沙沟的寓所拜访,就是杨绛接待的她。杨绛轻声轻语,文质彬彬,机敏聪颖,待人和善。1987年“三八”节前夕,单三娅拜访了冰心、宗璞、柯岩、杨绛,并于3月8日在光明日报《东风》副刊发表《一天中见到的女作家》一文,其中,关于杨绛那段的结尾,她写道:“她除了严谨、谦和的一面,还有善于体会人生乐趣的一面。缺少任何一面,她都写不出那么漂亮的文字。她是完美的:作为学者,作为作家,作为人,作为女人,她都有优越之处。”这是她对杨绛的真实体会。后来,杨绛回信,其中有一句话她清晰地记得:“你把我写得那么好……”

  一江春水向东流,奔腾至长江三角洲前缘的淀泖区域,沉淀出一片水网密织、气候湿润、土地肥沃的洼地。这里是上海市郊西南角的青浦区练塘镇。

  一条蜿蜒的市河从小镇中心流过。1905年6月13日凌晨,河边一间陋室中,一个男婴诞生,为“既无田地,又无房产”的陈梅堂和廖顺妹夫妇带来欢愉。这个男婴,就是陈云。

  时光并未太多改变这里的风貌,如今的练塘,还是粉墙黛瓦、青柳拂桥、安详静谧的模样,一如她的儿子陈云,低调内敛、不事张扬。

  没有改变的,还有思念。为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在经历一番改造后,位于朱枫公路3516号的陈云纪念馆将于明天举行开展仪式,6月3日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馆里那一件件留有陈云同志烙印的展品,讲述着他的光辉之路,也记录着他和这片滋养他的土地,那一个个永勿相忘的历史时刻。

  青少年:水乡走出“共和国掌柜”

  多年后,他的子女问他“为何父亲只有高小文化,却能有这么多的办法和经验”时,陈云回答,上海是金融、经济的中心,这个城市是怎么运转的,他从小耳濡目染。

  练塘镇朝真桥附近,有一片不大的门面房,坐南朝北、砖木覆瓦结构,临河的是一开间铺面,后面穿过天井的是简陋的二层小屋。这所房子,就是现在仍保留在下塘街95号原址的陈云故居,也是陈云当年栖居舅父的家。

  陈云两岁丧父,四岁丧母,与年长他8岁的姐姐陈星,一起由外祖母带着来到舅父廖文光家生活。1911年,外祖母过世,廖文光依嘱将陈云立嗣为子,为其改名为廖陈云。

  舅父早年在练塘以裁缝为业。朝真桥附近的这间屋子,同它隔河对望的是典当场。旧宅西侧是钱家橹行和拥有三五千亩地的大地主兼商业资本家吴开先家的四进院落,往东侧是叶家祖屋、畅园书场、长春园书场和一条与市河相通的混堂浜。当时由于江南地区商业发达、船只往来便利,小小练塘镇上不但出现了新式学校、电灯泡厂,也出现了大量商人。陈云自小在舅父家长大,同时也观察着周围的一切,从中接触到了不少商业知识。

  因为生意清淡,廖文光在1911年后决定放弃裁缝生意,在铺面开个小店,到晚上卖些小菜、点心,供生意人和听评弹的顾客夜宵。每晚的收入几角到三四元,不过能赚二分利。可这也成了陈云学习人情世故的一个窗口。每每在舅父的小店帮着料理杂务,陈云都能通过客人的闲谈了解外界的事情。闲暇时他还会跟着舅父去离家只有30多米的长春园书场听评弹,也就此,他养成了终身喜听评弹的习惯。

  虽然家境窘困,但聪敏的陈云得到了舅父母的关爱。8岁时他被送到镇上私塾接受启蒙教育。1914年,又到镇上的贻善小学读书。1917年,陈云乘舟北上到青浦县城乙种商业学校学习珠算和记账,虽然他很快掌握了珠算知识,但一个月后就因贫辍学。所幸舅父小店的常客中,有一位客人是章练塘公立颜安国民小学校的第一任校长。他看到瘦弱的陈云在灶前烧火,就和他攀谈起来。当发现这个少年谈吐流利、记忆力强后,校长马上和廖文光商量,免费保荐陈云入颜安小学高小部读书。

  在颜安小学,陈云遇到了改变他一生命运的恩师张行恭。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张行恭老师的带领下,陈云和同学参加了罢课。整个小镇也罢了市。经过此事洗礼,陈云开始懂得了更多国家大事。但这年夏天,从颜安小学毕业后,陈云又因家贫无力继续升学了。

  1919年秋季开学后,张行恭在家访中了解到自己的毕业生们或升学或就业,“独其最优秀的廖陈云同学,株守在家”后,顿起怜才之心。因为无力在经济上补助陈云,张老师托自己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的二弟张子宏引荐。1919年12月8日,只有15岁的陈云在张行恭的带领下,离开家乡练塘,搭乘一叶小舟,经松江达到上海,开始在商务印书馆当学徒。从此开始了他人生中新的一页。20多年后,陈云在延安写自传时,还清清楚楚记得启程日是“农历十月十七”。

  1919年12月中旬,陈云来到位于棋盘街的商务印书馆总发行所(今河南中路211号)。在二楼北侧文具柜当学徒,月薪三元,自此有能力开始接济舅父母。虽然个子矮小,要站在特制的木凳上才能顺利接待顾客,但陈云业务出色,在当了两年学徒后,店方就决定破格提前一年升陈云为店员。利用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便利,陈云如饥似渴地读书接受新知识、学习英文、练习毛笔字和打算盘。每天早上六点,他就起床离开上海老北站华兴路顺征里七号商务印书馆集体宿舍的东厢房,去闸北公园锻炼身体。一有时间他还学着拉胡琴、吹笛子,为了怕影响别人休息,就到晒台上去练习。

  从当时的晒台望下去,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上海正值风起云涌。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多年后,陈云的子女问他“为何父亲只有高小文化,却能有这么多的办法和经验”时,陈云回答,因为他从小在上海长大,上海是一个大城市,是金融、经济的中心,这个城市是怎么运转的,他从小耳濡目染。他所在的商务印书馆也是一个大企业,有工程师、工人、很多店员。商务印书馆的地下党力量很强,在那里陈云第一次读到《共产党宣言》,接触了革命的思想,这使得他开始重新思考人生,并最终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5年,五卅运动在沪发生,受此影响,同年八九月间,商务印书馆职工举行大罢工。陈云参与领导了这次罢工,被推举为该馆发行所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就在罢工取得胜利后几天,陈云由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董亦湘、商务印书馆发行所的党员恽雨棠介绍,加入了中国国共产党。

  那一年,他20岁。

  中年:打赢经济“淮海战役”

  由于陈云出色的理财能力,毛泽东曾大笔一挥在纸上写下“能”字来称赞他。

  发起过工人和农民运动,领导过中央特科,从事过中央组织工作,在这之后,陈云转向经济领域,主持中央财经工作,被人们称为“共和国掌柜”。

  在陈云纪念馆里,那些泛黄的照片和珍贵的实物,生动再现了1949年7月下旬,这位“红色掌柜”奔赴上海,通过“银元之战”、“棉纱之战”、“粮食之战”等几次斗争,使哄抬金融物价的投机资本家遭到沉重打击,很快稳定了全国的金融物价。

  1949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党中央开始描绘共和国蓝图。然而,西方国家却预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打80分,在经济上可能只能打零分。

  从东北进关后,主持中央财经工作的陈云说,“根据情况办事,过去是‘小摊摊’,现在要搞大城市的‘大买卖’。”陈云所说的大城市,首先就是上海。当时,上海的轻纺工业占上海工业产值的百分之七十四。上海的纺织厂纱锭二百二十九万占全国的百分之四十。贸易额占全国的一半。曾经在上海工作生活过的他知道,“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东方的金融中心,上海站不住,全国经济稳不住。调查全国性的财政经济情况,提出解决的办法,不在上海,看不到全面,看不到全国财政经济的困难。”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解放第二天,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就发布规定,以人民币1元收兑金圆券10万元。起初收兑工作十分顺利,但上海旧经济势力利用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担心钞票贬值的心理,掀起银元投机风潮。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原来一块银元值100元人民币,6月3日就涨到720元,6月4日涨到1100元。虽然当时上海投入流通的人民币近20亿元,大部分却浮在市面。有的商号还拒收人民币。6月8日,陈云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阵地的指示》。6月10日,上海市军管会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查封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

  经此一役后,上海市场物价仅仅平静了十多天,投机家又由银元投机转向大米、纱布和煤炭投机。6月下旬,物价开始波动。6月23日每石大米的价格是人民币1万1700元,7月16日升至5万9000元,7月18日更高达6万5000元。一时之间,人心不安。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委托陈云到上海稳定物价。

  在陈云纪念馆,可以看到1949年7月10日,陈云为中央财政经济部起草的“关于在上海召开金融贸易会议问题给华东财委并告华中、东北、西北各财委”的电报手稿。7月22日,陈云一行来沪的火车行驶到昆山附近时,还遭遇国民党飞机的袭击,专车车头被打坏。等到上海调拨的火车头来后,才得以安抵上海。

  1949年7月27日到8月15日,陈云在上海主持召开各解放区财经会议。会议分综合、金融、贸易、财政四个小组进行讨论。来沪之前,陈云曾设想要将上海的厂校及人员疏散,但在经过调查研究后,陈云综合与会者意见,决定改变原有想法,立足于恢复与发展生产来解决问题;并决定通过建立统一的发行库,建立全国性的花纱布公司、中纺公司、土产公司;提出精简节约、全国各地调拨物资支援上海的应急措施等一系列手段,将整个财政经济工作的大盘子摆好了。

  在会议期间和会后两个月,各地物价相对平稳。但从1949年10月15日起,全国物价猛涨。在10月一个月内,全国物价平均上涨百分之四十四点九。上海的涨风由纱布带头。陈云说“老百姓不仅在军事上、政治上看我们,他们还透过经济看我们,看物价能不能稳定,还饿死不饿死人。这些问题是老百姓关心的,也是对我们的考验。”

  11月13日,在涨势趋于稳定后,陈云为中财委起草对全国物价猛涨所采方针的指示,提出“目前稳住物价已有可能”,随后向各地下达了12条指令。包括稳住物价、调运粮棉、紧缩银根、指导国营贸易公司、应对投机商人等多方面内容。陈云起草后请周恩来签发,周恩来批示“如主席未睡请即送阅。如睡,望先发。发后送阅。”电报手稿从西花厅到丰泽园,毛泽东看毕后立刻批示:“即刻发,发后再送刘、朱。”毛泽东还在“即刻发”三字旁加了着重号。当天,电报下发到各地。

  1949年11月25日之前,各地将粮食、纱布、煤炭,即“两白一黑”等主要物资调集于重要地点,设法紧缩通货,抓紧税收。25日当天,全国各主要城市统一大量抛售粮食、棉布。几天之内,就将这场涨价风潮平息下去了。1950年3月,政务院讨论并通过了陈云起草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到了当年4月,全国经济状况开始好转。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工作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由于陈云出色的理财能力,毛泽东曾大笔一挥在纸上写下“能”字来称赞他。

  晚年:一往情深牵故里

  1992年,陈云笑着对黄菊说:“不是有新闻记者向你打听陈云对开发开放浦东的态度吗?你回答得很好,我非常赞成开发浦东,开放浦东!”

  一顶红色安全帽,一副眼镜,陈云纪念馆里这两样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物品,讲述的却是陈云同志“只唯实”的工作作风。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确定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一些拟兴建的大型项目下马。对于建设总投资达214亿元的上海宝山钢铁总厂是不是应该搞下去,产生了不同意见。1979年6月,陈云戴着那顶安全帽,亲自到上海宝钢建设基地进行实地考察。同月16日,他主持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全体会议,专门讨论宝钢建设问题。会上,陈云指出:宝钢是一个特大项目,事关全局,上了马就干到底,举棋不定不好。在陈云和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的主持下,宝钢的建设确立并实施了符合实际的科学思路和方针。1985年9月,宝钢胜利建成投产。

  1991年5月,陈云在上海听取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昒基、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上海市长黄菊等同志关于上海市改革开放、市政建设等有关工作的汇报后,陈云将亲手书写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条幅,分送给朱昒基、吴邦国、黄菊。

  第二年的4月,陈云在上海听取吴邦国、黄菊关于上海工作情况的汇报后,高兴地说,“上海大有希望。”陈云还笑着对黄菊说:“不是有新闻记者向你打听陈云对开发开放浦东的态度吗?你回答得很好,我非常赞成开发浦东,开放浦东!”

  1995年4月初,已经卧床多日的陈云想散步。因为不便说话,他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写字条:“下床散步。”然后,他提出,想听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录制的评弹《闯王进京》。当时北京没有这盘带子,身边工作人员马上给上海有关方面打电话,请他们尽快送来。

  4月9日,陈云听完早新闻后,工作人员按照他的意愿给放了一盘评弹录音带,名为《一往情深》。他静静地听着,神态很安详。《一往情深》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上海评弹团创作的中篇评弹,讲述了一对青年恋人反抗世俗偏见、终成眷属的故事。1983年11月28日,陈云曾写信给上海评弹团团长吴宗锡,称赞这部书:“《一往情深》是一个极好的中篇,我已听了十几次。”

  4月10日下午二时,陈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闯王进京》的带子送到了,但这段来自上海的乡音,陈云没能听见。

  陈云将内脏器官献给了祖国的医学事业。按照陈云家属的愿望,陈云的骨灰撒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一株雪松下。一切,如他生前所希望的那样进行,也一如他生前练习书法时最喜欢抄赠别人的那首郑板桥的诗一样:

  新竹高于旧竹枝,

  全凭老干相扶持。

  明年再有新生者,

  1988年底,杨绛长篇小说《洗澡》出版,光明日报记者宫苏艺采访了杨绛,并发表《杨绛谈〈洗澡〉的写作》(1989年4月16日),其中,杨绛谈到她关于小说真实性的观点,并把这部小说与《干校六记》和钱钟书《围城》做了比较。

  十丈龙孙绕凤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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